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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慈善救助被充氣男孩引道德審判

民間慈善救助被充氣男孩引道德審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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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歲山東男孩杜傳旺在汽車修理廠打工時,被工友用充氣泵擊傷。他的遭遇被媒體披露後,總部位於北京的民間慈善機構天使媽媽基金迅速為其公開發起募捐,並且把他從山東接到北京的八一兒童醫院進行治療。這個公益故事的開頭並無異樣。但幾天之後,天使媽媽基金的公益行為受到的不全是鮮花夾道般的歡迎,還有公眾放大鏡下的拷問。天使媽媽基金兩次獲得我國公益慈善最高獎——“中華慈善獎”。伴隨著質疑,天使媽媽基金的這次公益之旅,籠罩上重重疑雲。公益救助引來爭議在媒體和網絡的描述中,杜傳旺“陰囊足有小西瓜般大”,肚子“高高鼓起跟孕婦一樣”,“五臟六腑全被氣充得擠到一起”,臟器嚴重受損。人們在微博上看見瞭這段描述和配圖,有的人“看完文字,心疼得不敢打開圖片”,很多人呼籲,要嚴懲肇事者。天使媽媽基金與此事發生聯系,始於7月11日。當天16時17分,天使媽媽基金的微博上轉發瞭一段對話。有人問:“能幫幫他(杜傳旺)嗎?”天使媽媽回答:“氣憤!兇手一定要嚴懲!孩子在哪裡?請聯系我們!”天使媽媽基金(以下簡稱“天使媽媽”)是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下的專項基金,其網站簡介稱,天使媽媽作為一個志願者團隊,成員和大部分捐款者是富有愛心、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各方面特長的媽媽。從決定救助傳旺至今,天使媽媽的官方微博內容沒再說過別的。7月11日17時左右的1個小時內,天使媽媽通過微博發佈瞭兩條信息:正在咨詢北京專傢,正在組織救助傳旺。18時15分,天使媽媽稱,已和當地醫院取得聯系,正在聯系孩子傢人,準備將孩子轉北京救治。19時03分,天使媽媽稱,孩子父親無力籌錢來京,預計救護車和治療費預算10萬元,呼籲大傢捐款。公募平臺的捐款鏈接附在後面。從這一刻起,“不同的聲音”開始出現,有人覺得“不妥”。在天使媽媽決定救助並發起公募的24個小時之內,各種質疑星星點點地出現,並迅速傳播開去——為什麼選擇瞭一傢“不知名的醫院”?基金和醫院之間是否有不可告人的“黑幕”?名為愛心救助,實際是不是在斂財?7月12日,天使媽媽發佈微博,回應瞭四點質疑:天使媽媽與兒慈會的關系、資金來源、八一兒童醫院的資質、目前捐款情況,並呼籲停止捐款。但是,“不同的聲音”沒有消失,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。7月13日13時21分,網名為“港慫薩沙”的網友稱,“杜傳旺傢人從昨天下午到北京就沒再見到過孩子,也沒見到任何基金會的人,不知道該怎麼辦,也不敢惹基金會,不敢轉院,怕不給醫藥費,隻好在醫院門口坐著。一開始公佈的杜傳旺父親的銀行賬號根本不在傢人手裡,而是基金會辦的……”這條後來被證明為不實的信息,當時被轉發瞭數萬次。至此,兩種聲音開始激烈地碰撞。民間公益組織免費午餐發起人鄧飛 (微博)和同樣投身民間公益的網友“北京廚子”,立場鮮明地站在天使媽媽一邊。7月13日17時,天使媽媽以在線訪談形式,就大傢質疑的問題進行回應。7月14日,天使媽媽又宣佈召開傳旺病情發佈會,面對面地回應質疑。天使媽媽發此通知是在13點15分,到16點整發佈會時,他們發現,全國各地的媒體記者都趕來瞭,還有一些是發出“不同聲音”的人。天使媽媽先公佈瞭一些信息,隨後進入提問環節。首先站起來提問的是一位公益人士。他的問題指向醫院資質和救助流程。雙方由問答演變成對質,沒有話筒,兩邊的音量卻越來越高。決定得是否太快為什麼天使媽媽數度解釋,疑雲都沒有散去,反而愈演愈烈?堅持懷疑其動機正義性的公益人士,為何不能釋懷?在發佈會現場,有人問道,對杜傳旺的病情,天使媽媽沒有進行調查,僅根據媒體和微博的報道,就迅速作出決定,是不是對孩子和捐款人的不負責任。天使媽媽方面說,“我們相信媒體,我們也相信當地醫院。”網友“北京廚子”力挺天使媽媽。“在傳旺的事情上,我和他們的態度完全一樣。”這幾天來,每當有人質疑天使媽媽誇大病情、指責他們控制銀行卡、不讓傢屬與孩子相見時,“北京廚子”都會站出來回復。他認為天使媽媽很冤枉,“有人找到他們,他們願意接手,這有什麼錯?”核實過程是否如公眾想象的“上帝視角”一般完美無瑕,並不重要,重要的是“先下手為強”。“這像是救火災,是聽說大火之後迅速去救呢,還是走完流程再去?等走完流程到瞭那兒,火都把一切燒沒瞭。”但公益人士才讓多吉並不認同這些看法。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對慈善機構盡一切能力、用最快的方式救助孩子的做法,他是非常支持的,但“迅速救助”並不等於“迅速公募”。因為一筆筆募捐來的善款,一旦匯聚,就很難一一還回去,所以慈善機構應核實基本情況之後,再進行募捐。才讓多吉認為,一個公益組織如果不能獨立調查評估受助對象,它的項目一開始就會處於危險的境地。隨之而來的質疑是:“如果天使媽媽沒有實地調查,也沒見到杜傳旺本人,為什麼不先使用‘天使媽媽基金’現有的善款先行動,等治療方案和費用預估出來以後再發起社會募捐?也能避免現在的社會質疑。”在發佈會現場,這個問題曾被提出,但沒有得到肯定的回答,被淹沒在激烈的對話中。今天,天使媽媽的工作人員沈利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當時天使媽媽團隊的人都在北京,但大傢通過電話與當地醫生溝通瞭多次。沈利本人還通過醫生取得瞭孩子臉部的照片。此外,他們曾通過QQ群發佈信息,招募瞭一名志願者,名叫“三月”,去醫院現場查看。沈利表示,她沒有和患兒傢長溝通,是天使媽媽另一位工作人員徐蔓溝通的。“三月”也不是她聯系的,不知是男是女。徐蔓告訴本報記者,在她印象中,聯系杜傳旺最初就診的山東夏津人民醫院的時間應該是下午5點左右,“然後通過醫院要瞭傢屬的電話,前後溝通瞭多次。”據徐蔓介紹,此次參與瞭解核實情況的志願者並非與她直接接頭,而是一級一級聯系的,逐漸往下開展工作。 如何才是“最好的救治”為什麼選擇八一兒童醫院而非北京協和醫院、甚至是301醫院?一些持有懷疑態度的人堅信,這就是天使媽媽與八一兒童醫院“利益輸送”的重大疑點。這個邏輯在“北京廚子”看來毫無道理。“公立醫院一定就是資源最好的、對患兒最合適、最實惠的去處嗎?”他認為,以名氣來判斷醫院的資質太不公允。“北京廚子”也曾發起一些公益活動。他告訴記者,像他這樣的“草根”公益者們掌握的社會資源根本無法擺平所有事,更多時候,事件往往隨著進程和當時僅有的選擇,一點一點進入一個困局。“人們可能會問,你為什麼這麼選擇,事實上我是沒辦法,隻能作這樣的選擇。但其中苦楚,無法道出。”天使媽媽是否也面臨“無法選擇”的苦楚,是否多方權衡後,選擇與八一兒童醫院長期合作?在病情說明會現場,記者曾以此提問天使媽媽負責人,此後多次詢問其負責人,但天使媽媽方面並未透露詳情。他們給出的解釋是:北京優質醫療資源雖然多,但看病很難,希望記者能夠理解。對這個牽動公眾愛心的孩子,天使媽媽的一舉一動都可能被人質疑。有人問——為什麼在山東孩子沒住進ICU(重癥監護室),到瞭北京就住進瞭ICU?孩子從ICU轉入普通病房後,有人質疑,病情到底如何,怎麼一會兒嚴重,一會兒不嚴重?院方安排瞭6個護士照顧孩子,有人認為,照顧一個孩子怎麼會需要6個專業人員?事實上,回答這樣的疑惑,需要一個公正的第三方評估機構。比如當有孩子需要救助時,由第三方專傢委員會的專傢提供意見和建議,“理論上來說,重病的話,往協和醫院送,病不太重,送到社區醫院也可以。這都由專傢來決定。”“這當然是對的,也正是現代公益的標準配備。”免費午餐發起人鄧飛說,但他同時又說,剛剛夾縫裡長出的民間公益要建立諸多制度配套需要時間,即使國內老牌組織也不盡完善。如何公平選出專傢,專傢意見如何獲得指導行動的合法性,流程機制等較多問題需要解決,但沒人解決。今天中午,沈利女士給本報記者提供瞭一個重要信息:天使媽媽基金有自己的專傢庫,大約包括六七十位醫療專傢的顧問委員會,每一類科室,都有相關的專傢。杜傳旺為何去八一兒童醫院?因為天使媽媽救助的孩子中,消化科、兒外科是在八一兒童醫院救治,一開始對杜傳旺的病癥描述中,“腸子破瞭很多洞”,所以天使媽媽就此咨詢瞭八一兒童醫院的意見。網上有人質疑天使媽媽和八一兒童醫院合作太多。對此沈利表示,他們也曾和首都兒研所合作,如幾年前對無肛孩子許自寶的救助。沈利表示,對於杜傳旺目前的治療和監護工作,天使媽媽是“把醫療部分全部交給醫院,醫院如何安排醫療,是由醫院來決定的,天使媽媽沒有這麼大的權力”。要不要程序正義郭美美事件傷害瞭人們對官辦慈善的熱情,近年來,迅速崛起的草根公益為人們的愛心提供瞭新的渠道。但草根公益的發展也伴隨著社會無盡的質疑。免費午餐成立之初,就有人質疑,為什麼免費午餐項目可以提供機票,“機票錢是從免費午餐經費裡出的嗎?一定要坐飛機嗎?坐火車不是一樣辦事嗎?”鄧飛告訴記者,一開始他們還不斷向公眾解釋,“一定的經費支出是為瞭加強效率”等觀點,再後來,他很少再解釋。因為,“你坐瞭飛機,有人認為你該坐火車,還有人或許認為,火車也不要坐臥鋪,硬座就可以瞭。”“按這個邏輯追究下去,每個人都可以問你一千個問題,那我們還怎麼開展工作?”鄧飛表示,媒體應該引導大傢學習專業而有效地監督——要求公益組織引入第三方獨立審計。他在微博上寫道,有人問,你並非天使媽媽的人,為什麼堅持為他們辯護,不惜殃及免費午餐?“因為我是天使媽媽團隊的朋友,我信任這群埋頭幹活兒不懂表達的‘媽媽’,更覺公平和正直是人之底線,社會之基石,保護一個人免於冤屈就是最大公益。質疑或謠言也在幫助這支團隊。”而在另一邊,堅持程序正義的人還在堅持著。一位住在武漢的網友告訴本報記者,她曾觀察過多起“瘋狂的救助”行動。在救助中,公益者稱“比孩子父母還要愛孩子”,甚至不惜扮成孩子母親沖進醫院帶走孩子,孩子父母如果不同意救治方案,公益者就聲稱孩子父母愚昧。一些公益組織,以道德光環綁架瞭孩子的命運,綁架瞭公眾的愛心。經歷這類事件後,她對公益組織程序上的瑕疵尤為敏感。在更大的意義上來說,鄧飛把這場質疑看做“偉大訓練”。“公益組織募集善款,接受捐款人委托去執行某公益項目,必須全程公開透明,學習接受嚴苛質詢和獨立審計。我深知其中必有沖突委屈,但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公民自我訓練。”鄧飛這樣寫道。(中國青年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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