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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族復興任務完成62% 專傢回應質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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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傢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詳解民族復興監測體系,62%的復興任務完成如何算出■ 對話背景在8月3日舉行的第10期中國現代化研究論壇上,國傢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報告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監測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其監測》中提到,經測算,2010年中華民族復興指數為0.6274,已完成瞭62%的復興任務。此報告是今年6月刊發在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上的論文,作者是楊宜勇和國傢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譚永生。“民族復興”可否精確測算,成為瞭輿論焦點。有人認為,這一研究從概念到方法都十分可笑。也有學者質疑復興進程從2005年的46%到2010年的62%,提升太快。一時間,很多網友套用“62%”來調侃,例如:“我的胃疼好瞭62%”。昨天,楊宜勇和譚永生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,解釋62%的“復興進程”。監測,是為瞭更好地監督新京報:為什麼要研究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”?楊宜勇:我們原先也看到瞭其他機構的一些研究成果,比如對“總體小康”的研究,但那些是自己國傢跟自己國傢比。我們就想,黨提出到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,這個肯定也是應該監測的,而且這種監測,不僅僅應跟自己比,更多的是跟別人比。也就是:如果中國比大多數國傢強瞭,那中國就復興瞭。我們做的這項研究就是:在世界的范圍內,用開放的心態來觀察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。我們是觀察者。監測,是為瞭更好地監督。新京報:你認為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”可以監測?楊宜勇:是的。毛澤東曾把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概括為兩個階段:第一階段是爭取國傢獨立和民族解放,用瞭100年左右的時間(1848—1949);第二階段是發展經濟,使國傢富強起來,實現復興。毛澤東預計,完成這一任務也需要100年的時間。從1949年算起,到2049年剛好是100年。毛澤東提出這一目標後,黨的十三大、十六大和十七大上,黨的領導人都進一步明晰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。黨提出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,這是一個具體的工作目標。既然是工作目標,就要可監測、可測量,否則那有什麼意思?如果不可測量,怎麼知道目標是不是實現瞭?新京報:還有哪些我們常提的宏觀概念可以監測和測量?楊宜勇:像“解放”、 “社會主義”,這些概念都是可以監測和測量的,不測量怎麼證明你的優越性?如果不能測量,就有可能黑的說成白的,白的說成黑的,怎麼說都行。新京報: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”可以量化嗎?楊宜勇:我覺得,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果是一個工作目標的話,就是可以量化的。即便不能完全量化,也可以大部分量化。從哲學的意義上來說,量變是質變的前提。量變就要有定量的分析,量和質是不矛盾的,不能說定性的東西就不能定量。新京報:這種“量化”科學嗎?楊宜勇:什麼是科學?我認為就是要可報告,可監測,可核查。如果說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”偏意識形態,是不可測量的,這種說法科學嗎?物理學早年也說是不可測量的,但是後來,不可測量變成瞭“測不準”,可以通過條件的限制,把測不準的東西縮小到可測定的范圍。復興增幅大,因為經濟增長快新京報:具體到你們的研究,復興進程是如何測量的?譚永生:大多數人看來,“民族復興”是很抽象的概念。我們想,既然要做一個指數,就要有依據來進行衡量,要選擇那些能代表民族復興的依據。我們把復興進程分解為經濟發展、社會發展、國民素質、科技創新、資源環境、國際影響6個指標。然後經過討論,確定大傢都比較認可的指標。這一指標,既要客觀,又要有可比性。最重要的是,必須可以量化。我們有詳細的列表,有興趣的可以看看。新京報:除瞭這6個復興指數,是否還有其他指標也應作為復興依據?譚永生:如果誰認為另外一個指標更合適,可以和我們爭論。但目前還沒人和我們爭論。新京報:你們研究的數據的來源是什麼?譚永生:有些數據是國傢統計局會公佈的,還有一些,是國際上公佈的,是相對比較認可的。從這個指標設計,數據的采集、計算,得出的結論應該是比較嚴謹的。新京報:我註意到,2005年復興實現的程度隻有46.4%,2010年就達到62%,為什麼增幅這麼大?楊宜勇:我們本著科學的態度,研究的各項指標都沒變。增長幅度大,是因為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長比較快。新京報:62%這個數字,是不是意味著“復興”已經及格瞭?楊宜勇:實現復興,就是要達到或超過100%。我們測算這個數字,是看離實現目標還有多遠,而不是說62%就及格瞭,或者說“復興”基本實現瞭。這就好比說100攝氏度是水開的溫度,而99攝氏度就不是。新京報:這個數字對普通老百姓意味著什麼?楊宜勇:普通老百姓憑自己的感受可能不太認可我們的數據。比如說收入分配這一指標,官方公佈的平均工資增長瞭,但這是個平均數,75%的人收入在平均線以下,所以他對平均數不認可。同樣的,62%這個數字,是國傢群體的一個平均數,個人可能無法感受到宏觀的情況。研究沒有花國傢的錢新京報:這是你們第一次做這方面的研究嗎?楊宜勇:不是。我們第一次發表論文是在2007年,那個時候算出來2005年的復興數據是46%,別人都說低啊。但現在,我們的研究數據顯示復興進程實現瞭62%瞭,大傢又都說高。新京報:這個研究會不會影響有關部門下一步的舉措?楊宜勇:我們把研究成果拿出來,別人參不參考,從什麼角度參考,那是別人的事情。新京報:這個課題是研究所在做還是你們的個人行為?花瞭多少錢?楊宜勇:這不是研究所的課題,全憑我們倆的興趣愛好。2007年,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到中國研究“2049年的中國”。人傢一個外國人,都關心2049年的中國,我們為什麼不關心呢?這個研究花費的主要是個人的時間和精力,沒有什麼其他的成本,也沒有花費科研經費。這個都可以去檢索,也可以去財政部門問。新京報:這個研究有沒有給你工作上造成什麼影響?有沒有領導過問?楊宜勇:沒有,因為這是我們個人的論文,個人的觀點。新京報:這個研究還會繼續嗎?楊宜勇:當然會。新京報:接下來,復興進程的數據會多久公佈一次?楊宜勇:這個公佈周期,現在也沒想好。最初想,偉大復興將近50年的時間,5年公佈一次,大概比較合適。批評是別人的權利新京報:你看到網上關於“62%”的議論瞭嗎?楊宜勇:3日上午我發完言就走瞭,這兩天一直在參加別的會議。不過有人發短信告訴我,我的發言引起瞭網上熱議。新京報:不少人在批評甚至在調侃這個62%,你怎麼看這些調侃?楊宜勇:我覺得很正常。因為現在是民主社會,因為網上什麼人都有,都有自己的立場和眼界,有不同的看法,這很正常。新京報:你接受這些批評嗎?楊宜勇:我發表自己的觀點,是我的權利;他發表批評的觀點,那是他的權利。但是如果有人白紙黑字說我們拿瞭國傢的項目,拿瞭錢,那就是污蔑,我們可以去法院告他。新京報:你認為網上的輿論曲解瞭你本來的意思嗎?楊宜勇:《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監測評價指標體系及其監測》本來是一篇論文,發表在6月份的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上,是我和譚永生一起寫的。作為一篇學術性論文,它是寫給少數人看的,寫給專業人士看的。我覺得對話還是需要有個共同的平臺,不能說從abc說起。(新京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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